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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具变量识别

Instrumental variable identification · IV identification · LATE identification

在随机工具、排除限制、单调性与相关性条件下,由 Wald 比率识别服从者局部平均效应。

领域
统计学
条目类型
定理

形式陈述

令二元工具 Z 影响实际处理 D,结果为 Y。在潜在结果框架中定义处理反应 D(z) 和结局 Y(d)。二元 LATE 识别定理逐项要求:

  1. 工具支持:0<P(Z=1)<1
  2. 工具可忽略:Z{D(0),D(1),Y(0),Y(1)}
  3. 一致性与无干扰:D=D(Z)Y=Y(D)
  4. 排除限制:ZY 的作用完全经 D,所以可写 Y(d) 而非 Y(z,d)
  5. 单调性:D(1)D(0) 几乎处处,排除 defier;
  6. 相关性:E{D(1)D(0)}>0,即 first stage 非零。

则由条件均值构成的 Wald 比率

E(YZ=1)E(YZ=0)E(DZ=1)E(DZ=0)=E{Y(1)Y(0)D(1)>D(0)}.

右端是 complier 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LATE,不是全体 ATE。Estimand 的目标人群由潜在依从类型定义;上述假设给 identification;样本均值比、两阶段最小二乘和相应弱工具推断属于 estimation。

直觉

工具把一部分人的处理状态推动了,但在排除限制下不直接改变结果。工具对结果的平均推动量等于“被推动者比例”乘这些人的平均处理效应;除以工具对处理的推动量,就留下被推动者的效应。

单调性让推动方向一致。若有人因 Z=1 接受处理、另一些人反而因它拒绝,分子和分母都是相反反应的净差,比率会成为带负权重的对比,不能再解释为某个普通子总体平均。

分母还有一个尺度作用:工具只改变 10% 人的处理时,即使这批人的平均效应很大,结果均值的变化也会被稀释到总体尺度;Wald 比率用同一个 first stage 去除这种稀释。它恢复的是由这个具体工具推动者的效应,因此换一个鼓励机制,即使处理和结局定义不变,也可能因为推动了不同人而得到不同 LATE。

例子与边界

设工具随机分配,人口依从类型为:25% always-taker,50% complier,25% never-taker,无 defier。于是

E(DZ=1)=0.75,E(DZ=0)=0.25,

first stage 为 0.5。令三类人的处理效应依次为 4、2、2,并为便于复算令各类 Y(0)=0。在排除限制下,Z=1 时 always 与 complier 接受处理,故 E(YZ=1)=0.25(4)+0.5(2)=2Z=0 时只有 always 接受,均值为 1。Wald 比率为 (21)/0.5=2,正是 complier 效应。

全体 ATE 却是 0.25(4)+0.5(2)+0.25(2)=1.5。工具没有揭示 always-taker 的未处理结果或 never-taker 的处理结果,不能由同一比率外推全体。

Z 还让每个人的结果直接增加 1,排除限制失败,reduced form 从 1 变为 2,而 first stage 仍为 0.5,比率变为 4;它既不是 complier 的处理效应 2,也不是全体 ATE 1.5。资格通知同时提供额外服务、距离工具直接改变出行成本,都是这种实质失败。

相关性很弱时,识别在总体上可能仍成立,有限样本比率却因接近零的分母产生重尾和严重偏差,常规正态近似失真。报告 first-stage 强度与弱工具稳健区间是 estimation 要求,不能靠“大样本”口号略过。

工具独立性也可能失败。用医院偏好作工具时,患者按预后选择医院会使 Z 与潜在结果相关;控制可测协变量只得到条件版本,还需相应 positivity 与无未测选择假设。

推论与应用

按四种潜在依从类型分解 reduced form:always 与 never 的处理不随 Z 变,排除限制使其对结果差贡献为零;complier 贡献 P(C)E{Y(1)Y(0)C};单调性删掉 defier。first stage 等于 P(C),相除即得 LATE。这条推导清楚显示每项假设负责消去哪一部分。

多值或连续工具下,2SLS 常识别不同边际顺从者效应的加权平均,权重由工具导致的处理变化决定。异质效应下不能笼统称为 ATE。政策解释应说明哪些人会被该具体工具改变处理,而非把“局部”理解为地理邻域。

参考资料
  • Guido W. Imbens and Joshua D. Angrist, “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,” Econometrica 62(2), 1994, pp. 467–475。
  • Joshua D. Angrist, Guido W. Imbens, and Donald B. Rubin, “Identification of Causal Effects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,”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91(434), 1996, pp. 444–455。
  • Miguel A. Hernán and James M. Robins, Causal Inference: What If, Chapman & Hall/CRC, 2020,Ch. 16。
  • Joshua D. Angrist and Jörn-Steffen Pischke,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,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2009,Ch. 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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